原创：毕冰宾 2018-05-29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毕冰宾，男，1960年生于保定市。翻译/作家。1978~1984年就读于河北大学外文系（七七级）和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八一级研究生），文学硕士。以黑马为笔名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出版《混在北京》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多部。

原题

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

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也就是说，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1977年10月里突然宣布12月就开始恢复高考，全国为之沸腾，积压了十年的高考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还有各个行业里的青年立即开始紧张的复习。

我家保定老胡同

那两个月，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人在忙着复习参加高考，有的是父子或母子共同备考。最忙碌的是各个中学的高考补习班，教室里灯火通明，一直亮到很晚。各个学校门口出出进进人流如织。学校外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是成群结队喧闹的年轻人，像过节一样。

特别兴奋的当然还有那些“文革”前就带毕业班的老教师们。他们有十年没有送过学生进大学了，现在终于迎来了自己业务上的又一个春天，又能以高考录取率为衡量自己业务水准的标志了。那是他们当教师的价值所在，尊严所系。他们和参加补习的学生一样兴奋，都是义务地为大家做辅导。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加班费或讲课费这一说。在补习的人们眼里，他们就是通向大学的指路明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救星，感到他们站在讲台上的身姿特别威严、优雅。

　　每天晚上走在参加补习的人流中，我的感觉很是异样。作为在校生的我，其实对此根本不热心，因为我早就从肉体到精神上准备好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突然要恢复高考，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人生的道路要变了，我甚至傻傻地希望那不是真的，那样我还可以照样下乡，实现自己为之准备了多年的革命理想。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后

我早学会了针灸，还学了中草药知识，准备下乡去当赤脚医生，给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那时有个电影讲这种“赤脚医生”，插曲歌词是“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我就是准备去暖千家的。现在看来我那时是个多么淳朴的小城市少年啊。

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是属于被照顾可以不下乡的，在城里当工人，也可以留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但我决心要下乡，因为除了要“暖千家”，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一边当乡村医生，一边写出一部农村长篇小说来。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浩然那样的农村作家。因为那个时候小说很少，而浩然的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河北中部的农村生活，家乡方言让浩然提炼得如此精当，如此活络，让我感到亲切、令我崇拜。

我真高兴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作家，认为自己有条件学他的样子，甚至可以超过他呢。年轻，真好。恢复高考打碎了我为之辛苦准备多年的浪漫革命理想，估计上大学毕业后就得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城里无病呻吟了。那个年代我全盘接受了革命理想教育，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难忘的倒是这之前的选拔考试。在校生要参加高考必须先参加选拔考，名额只有3%。为此，各个中学都组织了隆重的选拔考试，气氛十分紧张而热烈。原先评价一个学生优秀与否都是看他是不是当了团干部，是不是有体育和文艺特长，是不是有群众威信，是不是在学工学农活动中吃苦肯干和手艺灵巧，现在则要比谁的文化课成绩好了。

1997回到老院子与老街坊

那几年为了争先进、当学生干部，我从来都是逼着自己在劳动中吃苦，在学工中苦学技术，认为这样锻炼自己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变了，为了证实自己在学习上也出类拔萃，为了争口气，虽然不热心，但还是兴冲冲地参加了选拔考试。

那两天正是秋雨连绵。那时的秋天比现在冷多了，我记得我都穿了毛衣毛裤，却光着脚丫子穿胶鞋（为了少洗一次袜子）。一路打着伞跑到学校，手冰凉，脚冰凉，心里也冰凉。我下午迟到了，人家都开始答题了，班主任韩老师焦急地在雨地里等我，因为我是他的一张王牌。

看我终于到了，他长出一口气，恶狠狠地骂我一句什么，然后推着我进教室，亲手把卷子给我拿过来，“你行，好好答，看清楚，别糊涂！”在这之前，他就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几个尖子，只要沉着冷静，就能答出好的成绩。当初觉得他小题大做，虚张声势，但现在想起来，那就像教练在赛前照顾自己的运动员，怎么当时就不懂老师的苦心呢，确实是不懂事。我就是那么轻松地获得高考资格的。

　　高考前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准备后面的志愿都报各个等级的大学中文系，认为上了那个系就能当作家了。但韩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差开科别报，万一中文系考不上还有别的专业录取我。我还觉得他是低估我的能力。他教了一辈子俄语，特别希望我第二志愿报个外语专业，我不从，他就生气，连骂带哄，我总算第二志愿报了外语专业。

1979年大二时

后来事实证明，那年中文系是文科里的最大热门，最难考，多数中文系的考生都进了历史和哲学等别的专业，我进了外语专业，是这个志愿挽救了我，成就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外语专业起步阶段是念书而不是读书，比的是鹦鹉学舌的本事。人年轻自然书就“念”得好，因此让我有了信心。而如果我有幸进了中文系，以我17岁高中在校生的水平和那些长我十来岁的饱读诗书的同班师哥师姐比，我会彻底崩溃。

两个月后高考那几天风雪大作，简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趟着雪赶到考场去考试，一路上几次差点滑倒。我们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教室里生着火，但依然冻得手发僵。我很幸运，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场考试，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坐过的那个座位，加上我对高考并不热心，答题时我很放松，轻而易举就考上了。

　　但因为我上的大学不是一流大学，专业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系和俄语系，而是英语专业，我要从头学英文，所以我是闷闷不乐地进了大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3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冬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570万人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并世无俦！但26 ：1的残酷淘汰率仅让20万人上了大学，让550万人积压了十年的大学梦化为乌有。

河北大学外文系老楼

那是民族的盛会，亦是百万人和他们的亲人精神的滑铁卢。可我就那么轻松懵懂地走过来了，根本不懂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我只是高中升大学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师哥师姐们心情完全不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学，就永远埋没在社会最低层了。而我才17岁，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考几次大学。

我身后没坎坷，没有什么阴影，我纯粹是来上大学的，很在意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学校风景美不美，学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学，反倒不开心。这心情在当年被大家视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上了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原来我们整天忙着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军，接触社会本是好事，可就是没有学什么知识，甚至鄙视知识，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五年中学下来，据说知识水平只相当于“文革”前的初中生。我这个优等生充其量是“文革”前初三的中等生。而大学里使用的教材不过是“文革”前的旧教材。

英语专业的课本还是苏联专家审定的那些。文学课的任务是补读“文革”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名著，从莎士比亚、狄更斯、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念起。等于过去的十年我们没有进步，知识断层很是严重。所以我必须心无旁骛，埋头苦学，紧赶慢追，在教材之外多补一些更新的知识，争取毕业时上研究生。这个时候我狂热地爱上了外国文学，准备以后成为一个学者和翻译家。

1982年春毕业证

　　而七七级里多数人因为年龄的关系，上大学除了补充知识外，他们更关心的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获得自己的地位，当官，做社会的主流，因此最现实的是找好的工作单位、分配在好的城市。因此他们在校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为自己毕业后的仕途打基础。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让我与那个“成人”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所热心的都非我的关切，所以我基本上是游离于整个七七级大环境的少数“小孩”之一，仅仅热衷学问。估计那时我的形象倒像《青春之歌》里沉迷于故纸堆的那个余永则。也许我本来也是有从事社会活动的热情，但在这些大龄生面前自惭形秽，所以根本就退避三舍，只读书考研了。

　　几年寒窗，我在毕业前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那一级800多人，只有25人上了研究生。因为南方大学比北方大学开学早，我提前离开学校，在同学师兄师姐们进行毕业分配的斗争时，悄然离开了他们。没有赶上毕业典礼，至今不知道毕业典礼是什么样，典礼时应该怎么表现，是哭还是笑还是哭笑不得。

那个年月是包分配, 名额由上面下达, 斗争的结果是有人进了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 有人却去了县城教中学。我相信，毕业典礼上肯定是有哭有笑。我年纪太小，这种事肯定争不过，考了研究生早早溜之大吉也好。可怜的是还有很多自觉争不过的，也上了考场，结果没我幸运，只能下了考场再上战场。成才与否，多取决于那个“毕业分配”，分配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同学之间以后天壤之别的差距。计划经济年代的“分配竞争”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谋职竞争性质上完全不同。

1982年福建师大英语读研

　七七级里多数都当了官，而且不断上升着。其中不少人在学术单位获得了势能后又重新拣起了学问，官场和学术上都有杰出表现，令人望尘莫及。做学问本来靠的就是综合实力，能当官就能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学术上出成果会更快。所以当官也是救学问和做学问的途径之一。

　　由此我想到，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七七级作为时代的标志性群体是辉煌的，这个群体包括整个新三级，他们填补了“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1980年代人才短缺时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但他们绝大多数只能是人才和各层“官”而已，却难以出大师，因为他们在幸运地成为新三级大学生的同时，也不幸地成了知识的过渡层。他们上大学前多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世俗的历练锤炼了他们为人处世的精明世故，让他们可以成为杰出的管理人才，应对各种人事纠纷和社会问题。但这种特殊的经历妨碍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妨碍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育，如果他们能在当年中学毕业直接升大学，其结果就不会是这样。所以他们当中难出大师，甚至很多人不过是平庸的官僚而已。大师要等从后几代学弟们中出了。

　　2007年12月下了第一场冬雪，我刚刚搬进带花园的新房子里（这是我在新一轮房价高涨前懵懂中以较低的价格买下的高品质房，后来的涨价令我瞠目），看到的是飘扬的雪花中玫瑰与月季盛开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英国冬天里绽放的冬玫瑰。我被我的幸福生活感动着，这时才发现电视里开始了恢复高考30年的评说、回忆，还隆重推出了高考第一年的七七级精英谱。

2003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劳伦斯作品

打头榜的有部长、省长等，人们似乎把七七级的成功定位在出了多少政要和各级官员上，可能因为七七级中的这类人才占的比例很高吧。这才想起我还算是他们的同学，但我没有产生那种热切的“我们”感。我想，七七级可贵就可贵在它的不平常也就是非常上，那些积压了十年的高考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由非人和废人变成了正常人后的激动。从500多万考生里脱颖而出的20万，多么不正常啊！

所以，考上的从此出人头地，而且因为那个年月大学生的物以稀为贵，毕业后很多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学（术）运亨通，真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了。所以每每回忆，这些人都会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激情万丈。人的激动、愤慨等与血液沸腾有关的生理波动都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才有的，因了历史的巨变而出现的不正常会伴随他们一生，每每念起都会难以平静。他们还沉浸在昨日脱离苦海的幸运和这之后成为社会名流的辉煌中，因为一个上大学让他们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而平平常常的人就不会。

　　平实的读书人经历让我与骄傲自豪的七七级或新三级拉开了距离。所以，我总是忘本或者说是忘了光荣的过去。每年12月下大雪的时候都想不起1977年大雪中的高考，反而是总被媒体提醒着想起来，而且并不心潮澎湃。看电视上那些七七级和七八级的人声音或哽咽或高亢地谈论理想和苦难，感到那是另一批人，跟我没关系。为此每每惭愧不已，为自己成为七七级的游离分子感到自惭形秽。可到了明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我估计还是记不起1977年的高考来。真正幸运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2017年11月回到母校河北大学举行讲座

　　平实的我看电视里位高权重、指点江山的他们，想到的是：1977年的冬天里，我是个小城的后街男孩，没见过私家花园，更没见过大雪里玫瑰开放的景色，我是被老师催着去参加高考的，被他逼着报了外语专业，被裹挟着成了七七级，苦学苦练，加强知识修养，慢慢成长为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和作家，这是我这个文化基础薄弱的穷孩子最好的出路和结果了。

30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并在花园里欣赏冬玫瑰的景色，我的幸福感与这些叱咤风云的七七级师兄师姐的幸福感比是那么渺小但实在。可能我上大学的感受更像以后几届小师弟师妹，比较纯粹，是“正常”的“求学”感觉，读书—考研 — 工作 — 生活，业余从事文学写作，是一个渺小但正常的读书人。也就是说，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有“正常感”的大学生。从我开始，上大学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本身并没让我产生天壤之别的质变，我依旧是我。或许，这就是我这类七七级小部分人的意义。

　　当然我深知，1977年恢复高考肯定改变了我可能走的路和未来：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或者说高考再推迟一年，我可能就下乡去当赤脚医生了，可能走的会是另一条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路，也许因为苦尽甘来而变成那些七七级们的样子，永远在亢奋地回忆当年，为自己从苦中苦到人上人的变化而永远自豪；也许和他们当中倒霉的人一样现在早就下岗吃救济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师骂着我报了外语专业，我很可能上个比河北大学更差的大学的中文专业。那就不会有我后来翻译的这些劳伦斯作品，也不会有我极具特色的小说代表作《混在北京》。

历史不能假设，假设甚至会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只能在30年后道出一个被历史裹挟者真实的感受，也算七七级的一个小侧面吧。

2017年11月在天津河北大学旧址与校友合影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

卌年：恢复高考记忆